电影《第二十条》讲述的是正当防卫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，电影题材是诸多检察办案实际的体现，在主人公韩明的身上，既能看到检察官的职业困境，也能看到社会发展和法律运行存在的一些问题，“死者为大、伤者为大”的理念仍然层出不穷。检察官韩明的儿子韩雨辰因为见义勇为反倒被人告了要被拘留，给家里惹了大麻烦。等到他被小混混毒打时，他已经不敢还手了。因为他不能确定，如果他还了手会不会又给家里惹来麻烦。这让人感到憋屈，憋屈的原因在于，是非观念被混淆，正义感发生动摇。
张贵生作为一名公交车的司机，看到女乘客被骚扰欺负，挺身而出，但被围殴。在围殴的过程中因反击不法侵害致人颅骨骨折。张贵生的反击行为最终被定性为故意伤害。张贵生一家人无法接受司法机关给出的结论，这与他们的常识悖之千里。我们习惯性机械化地套用法条，法律就成了冰冷的逻辑。感觉形式上构成，有结果、有行为、有意图，割裂开来在一个静态的特定的画面下，似乎就符合刑法的规定。案子办多了，我们却失去了耐心去倾听犯罪的理由，查清犯罪的原因。

法不能向不法低头

这是电影里多次出现的台词，也是检察机关的办案理念。其实这也是朴素的正义观，是正当防卫观念的核心要义。

虽然这些奋起反击的人并不是强者，无论从身体和气势上可能都不占优势，但他们仍然有一种凛然之气，因为他们坚信自己站在正确的一面，站在道义的一面。高中生韩雨辰面对校园霸凌，敢于正面对峙。公交车司机张贵生看到女乘客被欺负，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，仍然敢于出手。为了给女儿治病而借高利贷的王永强，自己和家人屡遭折磨，忍无可忍扑倒债主刘文经，在刘文经威胁要回车取刀砍死自己的情况下，能不拼死反抗吗？那些以结果、限度、紧迫性、侵害行为终了为由来否定其正当防卫的人，都是一种过度苛责。法不能向不法让步，主张的是一种勇气，是一种凛然之气，一种社会正气。当人们在保护自己和他人的时候，我们不能过于苛责。对于这些能够认定正当防卫的案件，我们不能人为设置条件，在对于起因、时间、对象、结果、限度等进行判断，应该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，设身处地地考虑防卫人的具体处境，能够认定正当防卫的应该旗帜鲜明地予以认定。办理案件既不能按照机械执法的惯性，套用法条，唯结果、惯例论；也不能保守认定、模糊认定，明明应该法定不起诉的，而留有余地作出相对不起诉或者存疑不起诉。

让大多数人都敢于出手，敢于管事，司法机关就要坚定不移、始终如一地支持正当防卫和见义勇为。这样一来，个别的勇气才能变成习惯，习惯才能形成风气，让不法行为人人喊打，伸手就可能要付出代价，且无法通过代价要挟到任何利益。而社会就可以收获到和谐红利，也就是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，提高合法行为的产出效益。

我们办的不是案子，而是别人的人生

好多人都觉得吕玲玲太较劲，两次退补还不起诉，还非要找刀，找证人，为什么要惹大家都不高兴，案子迟迟办不完。因为吕玲玲没有简单地把它当作一个案子，她知道这个案子会影响王永强的一生，也会影响他家人的一生。如果刀确实存在，那就意味着王永强的辩解成立，当时债主刘文经不仅是扬言要砍死他，而且是真的有可能要砍死他，因为车上真的有刀。要说王永强的反抗完全没有发泄的情绪，肯定谁都不信，但这是一种紧张、恐惧、发泄相混合交织的主观心态。我们不可能苛责地要求王永强在防卫一名多次强奸自己妻子的人，还要完全没有恨意。我们也不可能苛责王永强扎刺的刀数太多，谁又能确定用把剪刀扎几刀，才能确保对方完全没有反抗能力。所以找到关键证据刀，对于办好案子极为重要。如果轻易放手，按照惯例起诉、判决，就可以应付差事，但是王永强一家就会被葬送。为什么说我们办的不是案子，而是别人的人生，因为它关系到是非、公道和人心。我们必须将别人的人生放在自己的手里来掂量掂量。尊重和理解都是双向的，只有我们司法者发自内心尊重和信仰法律，依法办案，不畏千难万险秉公司法，才会让公众信仰法律，相信法律，遵守法律。